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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璐晶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全面深化改革 。

不过，股市只是一个插曲，真正的大戏发生在中国狂热的房地产市场。以高储蓄和投资和巨额贸易顺差，中国一直遵循一位评论家所说的"亚洲的增长推动模式"然而，这种增长模式的缺陷，在过去20年，即证明了日本的弊病。

在最近的一次泡沫中，上证指数从2006年初到2007年10月，涨了四倍多，然后又跌去70％以上。金融部门沉迷于拿回扣。伴随着互联网的兴盛，巨大的投资创造的需求似乎印证了最乐观的预测。给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曾给中国的银行带来麻烦。这一假设让更多的投资变得合理，从而刺激增长，进而带来更多的投资。

这就提出了一个潜在的供过于求的问题。然而，投资的质量较低。在这一背景下，新增长阶段将可能涌现一系列新增长点。

提出潜在增长率下降，强调增长阶段转换，并非不重视增长速度，而是为了在认清增长规律的基础上，有效保持必要且可能的增长速度。当短周期和中长期周期同向变化时，增长速度在短期内快速下滑的可能性加大。硬着陆或软着陆此类概念较适合于后一场合，而在前一场合，使用此类概念易于产生这样的推论：既然已经着陆，接下来就应该再次起飞，重返高增长轨道。例如，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人们的预期产生混乱，情绪波动较大。

有研究认为，这部分人群解决户籍问题后，其消费将会增长30%左右，相当于六个百分点的农民进城对消费的拉动效应。与此同时，随着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加快，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也将趋近于非农产业的水平。

在一些地方，政府换届后增长冲动上升，可能助长这种倾向。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届时按现价美元计算得到的中国经济总量有很大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人均收入水平有望踏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问题是如何在防控风险、提高效率的基础上促进投资增长。其次，即使增长速度降低，每年GDP的新增量依然很大，只是与持续增大的总量基数相比，增长速度有所降低。

新增长阶段将会具体体现这种变化。例如，2000年时增长10%的新增量，到2012年只能推动2%或略多一点的增长。企业、政府及其他行为主体易于保持政策惯性，调整滞后，如此等。住宅、汽车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龙头产业，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占到近些年整个投资的一半左右，这些领域长期需求峰值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将触到需求增长的天花板。

有些机构对2013年增长速度的预测，似乎已经出现了这种状况。几年下来算总账，可能还是后者的平均增速较高。

一种是推高，试图回到以往的高增长轨道。简单地说，以往30多年的高增长阶段，主要由农业转向以工业为主的非农产业，一方面为农村大量的潜在失业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显著提升了劳动参与率。

这样一个变化图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过程。还有，今后一些年即使增长速度降到7%或再低一点的水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依然可望如期实现。另一种是速度适中，但稳定性、可持续性较强。  宏观政策主要基调是托底 国际经验表明，增长阶段转换往往不会一帆风顺。若要实现8%的增长，新增量至少要相当于当年的三倍以上。能保持7%～8%的增长就很不错，如果出现过热苗头，应及时刹车。

目前人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压力。进入 刘世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增长平台 。

中国在不少领域已经表现出巨大的创新潜能。投资增长仍有较大潜力，如高铁、地铁，中西部地区的交通设施等。

表面上看，这两种倾向方向相反，但现实中很可能互为因果，成为一个连续过程。发展仍然是硬道理，现阶段解决中国所有经济和社会问题，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

当然，依然存在高学历劳动力供略大于求的结构性就业问题。所以，短期利率居高不下，实际上反映了借新还旧借短还长的社会偿债模式。此外，地方债增长速度同样很快，这就导致了全社会偿债压力的大幅增加。此外，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延续，2014年15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进一步减少，估计净减少超过400万，加上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劳动参与率也会不断下降，2014年新增就业需求估计有所回落，大约在1000万左右，社会就业压力不大，尤其是初高中学历劳动力及技术型劳动力将明显供不应求。

2014年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启之年。金融开放、要素价格市场化定价等依然不断形成某些领域的长期投资良机，或在金融市场 中提供套利性的机会。

当然，改革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的过程。由于经济增速不再上行的背后是投资增速的下降，消费保持平稳，因而2014年CPI也不会有继续走高的趋势，预计全年CPI在3%以下。

此外，从2013年债券市场的价格走势看，不仅长期券种与短期券种之间的收益率缩小，而且信用利差也缩至历史低位，这反映了企业信用政府化的趋向，但这种所谓的刚性兑付，是建立在债务不断累积的基础上，债务的期限错配问题将成为触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先从宏观层面看，2014年有利改革的一些主要社会经济指标，如反映经济稳定度的G D P增长率、通胀率及就业率等，预计都在可控范围内。

2014年的投资机会应该是产业升级、改革等创造的结构性机会，而非周期性回升的机会。产能过剩背后的实质要素是价格的扭曲，尽管在消费环节表现为供大于求，在成因上表现为投资过热。因此，2014年加强现金流管理应该是上至金融管理当局，下至实业、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重点考虑范畴。从中观和微观的层面看，制造业的产能过剩、社会债务增长过快以及利率高企下企业生存状况不佳等诸多问题将增大改革难度。

而社会债务增长过快，也与要素价格的扭曲相关，中国的企业部门债务占G D P的比重在过去5年中增长近50%，且债务增长快的部门均为钢铁、有色、水泥等传统的产能过剩行业，这说明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在这些领域是失效的。不仅企业部门的债务水平快速上升，居民部门的债务水平也大幅攀升，目前居民负债超过20万亿，占G D P比重超过30%，已经高于日美的水平。

2014年既存在有利于改革的社会经济环境，又存在类似屋漏偏逢连夜雨的风险。这也导致社会融资成本要明显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从长期看，这种负债式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难以持久的。

来源:经济参考报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这也为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契机。